《無形王座》的最後幾章提出了一個任何文明都能一再迴避、卻最根本的問題：當我們不再自動向成長俯首時，究竟要把什麼安放在最高的位置？本書的回答，是它所稱的內在進步——亦即這樣一種信念：「衡量人生最深刻的尺度，不在於一個人在外在秩序中爬得多高，而在於他在智慧、慈悲、正義、責任、勇氣、創造力，以及愛的能力上成長了多遠。」與此相對的，是我們這個時代所受教化的那套模型：「把歷史想像成一支向上增長的箭——更多權力、更快速度、更多生產、更多消費。」在一顆有限的星球上，本書寫道：「我無法把無止盡的向外擴張視為理性的地平線。名為『更多』的手扶梯，
《無形王座》並不以控訴作結。它以一個關於感知的選擇收束。在面向未來的最後幾章裡，這本書將兩種看待人的方式彼此對照。其一，它稱之為可預測的孩子：一個人被壓平成儀表板上的一抹顏色、一項預測、一份可供體制管理的檔案。其二，它稱之為可見的孩子：一個人在其完整而未完成的真實中被遇見，是一位承載著「任何系統都無法完整衡量或預測的可能性」的人。書中主張，這樣的差異不是課堂裡的枝節，而是文明的分岔路口。「我們學會如何看待孩子，」書中寫道，「終將成為我們日後看待成人的方式：究竟是把他們當成需要減除的誤差，還是值得相遇的生命；當成需要分類的數據點，還是值得傾聽的聲音。」
如今，在英國的街頭，正是這種區分——被看見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