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把每一個旋鈕都調校過了，卻始終沒有人說出「像樣的家是一項權利」

在Thrones of the Invisible（無形的王座）接近尾聲之處，我試著描繪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，卻發現它無法僅靠理想來建造。我在那裡寫道，內在的進步——智慧、耐心、勇氣的成長，以及愛的能力——只能在某種特定的土壤上展開。我把那片土壤稱為外在的平衡，並直白地列出它的組成：足夠的食物、居所、照護、休息、教育、尊嚴與參與。我主張，若少了這些，談論人的繁盛便成了“對重擔纏身者訴說的一則殘酷玩笑”。這正是為什麼這本書一再回到1944年一個未竟的構想：富蘭克林·羅斯福的《第二權利法案》，以及它靜靜的堅持——自由必須包含擁有一個像樣家園的權利。我曾寫道，一個每天活在被驅逐恐懼中的人，並不會僅僅因為一紙法律文件用了“自由”二字，就真正獲得自由。

這個月，我一直想著那捲被收起的藍圖，因為在台灣，過去這段時間的新聞就是一則住房的故事。行政院修正後的《百萬戶租屋家庭支持計畫》，把八年直接興辦社會住宅的目標從選前承諾的13萬戶砍到3萬戶——減幅七成七；八月八日，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與OURs都市改革組織等民間團體開記者會，說政府“踐踏選舉政見、棄毀制度路線”。而令人矚目的並不是這場爭執本身，而是它如何被報導——幾乎每一家媒體、每一位民代所伸手取用的框架，以及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人願意使用的那一個詞。